吳震 找九宮格會議[日]吾妻重二 [韓]張東宇 主編東亞《家禮》文獻匯編(全十三冊)出書暨總序、后序

吳震  [日]吾妻重二  [韓]張東宇 主編東亞《家禮》文獻匯編(全十三冊)出書暨總序、后序

 

 

 

書名:東亞《家禮》文獻匯編(全十三冊)

主編:吳震  [日]吾妻重二  [韓]張東宇

出書社:上海古籍出書社

出書時間:2024年1月

 

【內容簡介】

 

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朱子是我國儒學史、學術思惟史和文明史上的偉人。《家禮》是朱子學的基礎文獻,享有至關主要的位置。《家禮》的制訂意味著儒家禮儀發生了社會化、生涯化的嚴重轉向,是衝破性的禮學成績。《家禮》不僅對元明清三代約七百年產生了持續長久的廣泛影響,並且廣泛整個東亞地區,對japan(日本)、朝鮮·韓國、琉球、越南等地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流傳至今的相關文獻便有數百種之多。是以,基礎性的《家禮》相關文獻亟待收拾,相關研討亟待推動。本項目通過東亞重要各國學術界的國際性、跨文明的研討一起配合,周全收拾相關主要文獻,用長達五年的時間,一起配合完成《東亞〈家禮〉文獻匯編》,以方便學界展開研討,并進一個步驟推動中國文明的復興和禮儀文明的傳播。

 

《東亞〈家禮〉文獻匯編》輯錄《家禮》相關文獻51種,依國別分為中國篇、japan(日本)篇、朝鮮篇、越南篇四個部門,涵蓋了東亞地區學者以漢文寫就的《家禮》相關教學場地文獻之精要。此次收拾任務,每種文獻均精選藍本,錄進、標點、校勘并撰寫解題,解題對作者生平與著作、文獻內容、版本情況、重要特點等作逐一介紹,供學界參考。這是初次對東亞地區《家禮》相關文獻進行周全調查、年夜規模集成和完全收拾,具有主要的學術意義。

 

【主編簡介】

 

吳震,1957年生,江蘇丹陽人,japan(日本)京都年夜學博士。現為復旦年夜學哲學學院傳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上海儒學院執行副院長、上海市儒學研討會會長、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尼山世界儒學中間副主任、國際儒聯理事、中華孔子學會理事、中華japan(日本)哲學會常務理事等。重要研討領域為中國哲學、宋明理學、東亞儒學。

 

吾妻重二,1956年生,國籍japan(日本),japan(日本)早稻田年夜學文學博士。現為japan(日本)關西年夜學文學部傳授、東西學術研討所所長。重要研討領域為宋明儒學、朱子學、家禮學。

 

張東宇,1961年生,國籍韓國,韓國延世年夜學博士。現為韓國延世年夜學傳授。重要研討領域為朝鮮儒學、家禮學。

 

【叢書總目】

 

總序

凡例

 

中國篇

第一冊

(宋)朱熹撰,(宋)楊復附注,吾妻重二匯校

《家禮》

(宋)朱熹撰,(宋)楊復、劉垓孫注

《纂圖集注文公眾禮》

(元)鄭濤《浦江鄭氏家范》

(明)胡廣等《性理年夜全書・家禮》

第二冊

(明)馮善《家禮集說》

(明)丘濬《文公眾禮儀節》

(明)朱廷立《家禮節要》

第三冊

(明)宋纁《四禮初稿》

(明)呂維祺《四禮約言》

(清)孫奇逢《家禮酌》

(清)張汝誠《家禮會通》

(清)武先慎《家禮集議》

(清)索寧安《滿洲四禮集》

 

japan(日本)篇

第一冊

 林鵝峰《泣血余滴》

 林鵝峰《祭祀私儀》

 小宅處齋《慎終日録·威公》

 中村惕齋《慎終疏節 追遠疏節》

 中村惕齋《慎終疏節通考 追遠疏節通考》

第二冊

 中村惕齋《親尊服義》

 新井白石《家禮儀節考》

 室鳩巢《文公眾禮通考》

第三冊

 三宅尚齋《朱子家禮筆記》

 三宅尚齋《神主題名式》

 三宅尚齋《怙恃之喪止于三年說》

 加藤九皋《喪禮略私注》

 荻生徂來《葬禮考》

 荻生徂來《祭禮略記》

 中井甃庵《喪祭私說 幽人師長教師服忌圖附》

 天木時中《祠堂制并祭四世說》

 蟹養齋《家禮改圖》

第四冊

 中村習齋《家禮通考》

 中村習齋《家禮新圖》

 中井履軒《深衣圖解》1對1教學

 津阪東陽《祠堂考》

 豬飼敬所《文公眾禮儀節正誤》

 松崎慊堂《神主制》

 小出永安校點《新刻性理年夜全·家禮》

 淺見䌹齋校點《家禮》

 

朝鮮篇

第一冊

 李滉《退溪師長教師喪祭禮答問》

 曹好益《家禮考證》

第二冊

 金長生《家禮輯覽》

第三冊

 李縡《四禮便覽》

 鄭重器《家禮輯要》

第四冊

 樸圣源《禮疑類輯》(上)

第五冊

 樸圣源《禮疑類輯》(下)

 丁若鏞《四禮家式》

 

越南篇

 陶胡公、陶宜齋、范甫《三禮輯要》

 裴秀嶺《四禮略集》

 杜輝琬《文公眾禮存真》

 佚名《家禮略編》

 

【總序】

 

《家禮》是南宋時期朱熹的名著,書名的意思就是在“家”中進行的“禮儀”,其內容重要涵蓋了冠、婚、喪、祭四年夜禮儀。此書作為日常生涯中必備的、簡便而實用的禮儀手冊,對后世影響深遠。在眾多的中國禮儀書籍中,很難找到如朱熹《家禮》這般在日常生涯實踐中產生這般嚴重影響的文獻。

 

“嚴重影響”包含影響的深度和廣度兩個方面。“深度”指的是《家禮》中的冠、婚、喪、祭等各種儀式從南宋時期開始成為家中舉行的儀式典范,年夜年夜改變了以前的儒家儀式實踐和家族、宗族結合的方法。“廣度”指的是這種影響不限于中國,還擴展到整個東亞地區,包含中國、朝鮮、琉球、越南、japan(日本)等國家。這一“廣度”的影響,當然是朱子學在這一地區廣泛暢通的結果,不過,由于過往的朱子學研討重要集中在哲學思惟或倫理品德方面,諸如理氣論、心性論等,往往忽視了禮儀方面的研討,是以,“東亞家禮” 這個主題交流過往也沒有惹起人們的廣泛關注。

 

但是,回顧歷史,不僅在朱子學中,並且在儒家思惟中,禮儀與哲學思惟就像汽車的兩個輪子,無疑是至關主要的兩個方面,這一點從孔子思惟的焦點是“仁”和“禮”兩個要素就能一目了然。就朱熹自己而言,如后文所述,他將“禮”視為“理”的主要組成部門。總而言之,我們還有兩個主要的研討課題:儒家和朱子學中的禮儀實踐問題,以及“家禮”在東亞各國的接收和轉變問題。

 

這套匯編為《家禮》研討供給了基礎資料,這些資料來自中國、japan(日本)、朝鮮和越南等國家,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寶貴資源。

 

一、朱子學與《家禮》——禮與理

 

起首,讓我們了解一下狀況朱熹眼中的“禮”是什么。簡而言之,禮是“理”的具體表現。朱熹在《論語集注》中提出了有名的定義: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學而篇》“禮之用,和為貴”章)

 

“天理之節文”意指抽象的天理以有品節、有文彩的方法呈現出來;“人事之儀則”意指它成為人類應該遵守的規則。在朱熹的思維中,這個定義是明確且不成動搖的,此外,還有如下的說明:

 

禮,即理之節文也。(《為政篇》“孟懿子問孝”章)

 

禮者,天理之節文也。(《顏淵篇》“顏淵問仁”章)

 

這些例子也都強調禮是將“理”具體化的情勢。

 

朱熹還進一個步驟指出“禮即理”的觀點:

教學

 

禮即理也。但謂之理,則疑未無形跡之可言;制而為禮,則有品節文章之可見矣。人事如五者,固皆可見其大要之所宜,然到禮上,方見其威儀法則之詳也。(《白文公函集》卷六十《答曾擇之一》)

 

換句話說,僅僅談論“理”,往往不難陷于抽象,而不夠彰明昭著,但是當“理”以“禮”的情勢具體化時,就“有品節文章之可見”,人們就能比較充足地輿解其行為準則。這個“禮即理”的觀點強調了禮儀與理本來是不成朋分的,是以,作為“人事之儀則”的禮儀對人很是主要。

 

關于“禮”和“理”,朱熹還有以下言論:

 

“低廉甜頭復禮”,不成將“理”字來訓“禮”字。克往己私,固即能復天理。不成低廉甜頭后,便都沒事?惟是克往己私了,到這里剛好著精細底功夫,故必又復禮,方是仁。圣人卻不只說低廉甜頭為仁,須說“低廉甜頭復禮為仁”。見得禮,便事事有個天然底規矩準則。(《朱子語類》卷四十一,《論語》二十三·顏淵篇上“顏淵問仁”章,第十八條)

 

正淳問:“程子曰:‘禮,即理也。不是天理,即是人欲。’尹氏曰:‘禮者,理也。往人欲,則復天理。’《或問》不取尹說,以為掉程子之意,何也?”曰:“某之意,不欲其只說復理而不說‘禮’字。蓋說復禮,即說得著實;若說作理,則懸空,是個甚物事?”(《朱子語類》卷四十一,第八十六條)

 

據此,“低廉甜頭復禮”中的“復禮”一詞不克不及用“復理”取代。僅僅提到“復理”會使其變得過于抽象和難以捉摸,很難與“精細底功夫”產生關聯,而“禮”作為一種“規矩準則”,只要通過實際執行才幹產生切實的功夫,才幹成為“仁”,因此小樹屋又與“天理”相符。這里提到的“《或問》”是指《論語或問》,“尹氏”是尹焞,在該書第十二卷顏淵篇中收載了相關的討論。“程子曰:‘禮,即理也。不是天理,即是人欲’”是程頤的話,《河南程氏遺書》中有如下表述:

 

視聽言動,非理不為,便是禮,禮便是理也。不是天理,即是私欲。人雖有興趣于為善,亦長短禮。無人欲即皆天理。(《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五,第十五條)

 

朱熹的“禮”的定義是對程頤“禮便是理”思惟的繼承與發展。綜上所述,可以歸納綜合為:抽象的“理”(principle, general rule)是通過具體的“禮”(form, ritual)來表現的,只要通過具體堅實的實踐,人們才幹實現“仁”這一幻想。換句話說,為了實現“仁”或“天理”,“禮”的具體實踐是不成或缺的。

 

總之,在朱熹看來,“禮”是人們必須遵守的準則,也是與“理”相關的本質要素。朱熹編寫《家禮》作為冠婚喪祭禮儀的實用手冊,并在暮年努力于研討中國現代禮儀軌制,編寫浩瀚的《儀禮經傳通解》,這些作為并非偶爾,而是與朱子學的焦點理念有著親密的關系。

 

二、《家禮》的地位

 

眾所周知,儒家禮儀的經典中,有所謂的“三禮”文獻,即《儀禮》《周禮》和《禮記》,它們自古一向傳承下來。此中,在禮儀實踐方面,最為主要的是《儀禮》。但是,《儀禮》成書于公元前六世紀擺佈,故有些內容已經不再適應時代的變化。在漢唐時代,隨著社會的變化,各種與儀禮相關的實踐手冊逐漸問世,此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敦煌出土的各種唐代“書儀”類文獻。及至十世紀中國晚世時期,北宋的司馬個人空間光參酌《儀禮》,對此中觸及家庭禮儀的部門進行了年夜幅度修正,撰成《書儀》一書;朱熹汲取了程頤的某些觀點,在《書儀》的基礎上編撰了《家禮》一書。《儀禮》與《書儀》《家禮》的關系可以下圖表現:

 

 

 

(《儀禮》《書儀》《家禮》的彼此關系圖)

 

在此可以看出,《儀禮》詳細記錄了貴族階層各種場合的儀式,而《書儀》和《家禮》則縮小范圍,專注于家庭方面的日常儀式,特別是冠婚喪祭。當然,考慮到時代原因,添加了其他世俗禮儀,對現代儀式進行損益以便于當時的人們實施,也是《家禮》的主要特點之一。

 

《家禮》在禮書中的位置,相當于所謂的“儀注”。本來,禮學觸及的領域非常廣泛,但總括起來,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個是“經學”的領域,另一個是“禮制”的領域。此中《家禮》就屬于“禮制”,並且屬于“儀注”領域。《家禮》所涉,不屬于國家層次,而是私家層次,是以相當于“私人儀注”。這些定義,可以如下表現:

 

 

 

(禮學文獻的分類圖)

 

就“經學”方面來說,《周禮》《儀禮》《禮記》等“三禮”文獻的注釋是其代表性著作,如《十三經注疏》以及胡培翚《儀禮正義》舞蹈場地、孫詒讓《周禮正義》等各家注解本,都有詳盡緊密的注釋。

 

在“禮制”方面,朱熹、黃榦《儀禮經傳通解》,江永《禮書綱目》,秦蕙田《五禮通考》等書,搜集收拾了歷代禮儀軌制方面的文獻資料。這些文獻資料并不限于上述“三禮”文獻中的任何一種,而廣泛觸及吉、兇、軍、賓、嘉等各種禮儀,是以《四庫全書總目》將其分類為“通禮”。由此可見,作為“經學”的“三禮”之書重要闡明了禮的基礎原則,而作為“禮制”的“通禮”之書則以“三禮”經典為依據,重視禮儀實踐的應用方法。

 

除“通禮”文獻以外,還有禮儀的實踐手冊(manual),也即記載儀式法式的各種禮書。這類禮書就是所謂的“儀注”,年夜致可分為國家舉行的國家禮儀和個人實施的私家禮儀(順便一提,在李氏朝鮮時期,凡是不稱為“儀注”而稱為“儀軌”)。《四庫全書總目》對“公私儀注”有如下解釋:

 

案:公私儀注,《隋志》皆附之“禮類”。今以朝廷制作,事關國典者,隸“史部政書類”中。其私人儀注,無可附麗,謹匯為“雜禮書”一門,附“禮類”之末。(《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二·經部二十二·禮類四)

 

據此,“儀注”諸書中“事關國典者”被歸類于“政書”,而“私人儀注”則被分類為“雜禮書”。作為國家層次的儀注書,《四庫全書總目》列舉了唐朝《年夜唐開元禮》、宋朝《政和五禮新儀》、明朝《明集禮》等,另一方面,司馬光《書儀》、朱熹《家禮》等則被歸類為“雜禮書”。當然,所謂“雜禮書”不過是一種文獻分類方法,是以經學為正統的意識形態下所作的分類罷了,但是事實上,正如下面所述,《家禮》作為家庭禮儀的實踐手冊,在士庶兩個階層的日常生涯中發揮了主要感化,儒家禮儀的實踐性品德恰是通過《家禮》的推廣獲得了周全展現。

 

儒家禮儀(包含“家禮”)還觸及禮儀行為過程中若何應用“儀器”、身著何種“禮服”等問題,隨之而產生了儀器、禮服等“名物”的學問知識,聶崇義的《三禮圖集注》就是這方面的主瑜伽教室要著作,對禮儀的器物、服飾等作了詳盡的考證。

 

三、《家禮》的作者問題

 

清代朱子學專家、朱子學的捍衛者王懋竑提出了“《家禮》偽作說”,該說被《四庫全書總目》的編者所采納,長期以來幾乎是學界的“共識”。可是經過當代學者的深刻研討,王懋竑的“偽作說”被證明是莫年夜的誤解,《家禮》為朱熹自撰,已然是不成動搖的史實。關于這個問題的來龍往脈,吾妻重二的論著有詳細的梳理和考證,歸納而言,要點如下。

 

王懋竑認為,根據李方劑《朱子年譜》的記載,《家禮》作于乾道六年(逐一七〇),可是,卻沒有明確的文獻記錄表白朱熹完成了《家禮》一書,是以王懋竑推斷《朱子年譜》的上述記載并非事實。王懋竑甚至認為朱熹的《家禮序》(見《白文公函集》卷七十五)也是后人的偽作。但是,王懋竑的說法存在最基礎的史實錯誤,故他小樹屋的“偽作說”是不克不及成立的。來由年夜致有以下六點:

 

(一)王懋竑周全否認了李方劑《朱子年譜》所載乾道六年《家禮》成書的記錄,可是并不克不及由此推斷《家禮》為偽作。《年譜》的這個記載,應該懂得為朱子《家禮》的部門內容作于此時。

 

(二)王懋竑的文獻考核也存在不少遺漏,他并沒有充足考核陳淳、黃榦、方年夜琮等人有關《家禮》序跋中的記載,對此中的一些序跋,王懋竑甚至從未說起。

 

(三)王懋竑以為朱熹的《家禮序》是偽作,可是,宋版《纂圖集注文公眾禮》卷首翻刻有朱熹親筆的《序》,對王懋竑之說構成了無力的反證。

 

(四) 《家禮》在朱熹逝世后不久,相繼出書了五羊本、余杭本、嚴州本等多種版本,參與出1對1教學書的陳淳、黃榦、廖德明、楊復等都是朱熹門人,他們都認為此書乃朱熹自著,對此表現了極年夜的敬意。借使倘使此書是別人偽作,不會出現這種情況。王懋竑認為當時《家禮》已經風行,故這些門生不愿公開聲明《家禮》為偽,這個說法是強詞奪理。

 

(五)王懋竑對于《家禮》一時丟掉,而后被或人找到這一記錄表現嚴重質疑。但是,在朱熹的那個時代,某部著作在作者自己不知情的情況下被人私行出書,這種情況時有發生。例如朱熹的《論語集注》和《周易本義》便發生過這類工作。相關史實可以參見《朱子語類》卷十九第七十條、《白文公函集》卷六十《答劉君房二》等記載。是以,《家禮》被從頭發現這一情況,不克不及成為《家禮》偽作說的無力證據。

 

(六)根據王懋竑《家禮后考》《家禮考誤》(《白田草堂存稿》卷二)的說法,《家禮》的內容有一些前后牴觸之處。可是,這些現象應該這樣解釋:今本《家禮》不是朱熹生前完成的“足本”,而是朱熹完成的“底稿”。若以有些說法紛歧致為根據,從最基礎上否認朱熹《家禮》,以為是后人的“偽作”,這長短常輕率的推論。

 

四、《家禮》的特點

 

朱熹《家禮》是一部劃時代的著作,其特點重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作為禮書的主要性。在中國,最主要的古典禮書當然是《儀禮》,可以說《儀禮》是中國現代禮書文獻的代表。與之分歧,《家禮》共享會議室則是中國晚世(宋元明清)的禮書代表,而《家禮》作為中國傳統社會的禮儀實踐手冊,在必定意義上,可以說是儒學的“新經典”。

 

第二,《家禮》內容的廣泛性。所謂“廣泛性”,意謂超出了社會階層的局限,而廣泛適用于分歧階層的日常生涯。根據朱熹的設想,《家禮》的禮儀規范不再受制于成分或官品的限制,強調“士”與“庶”都可按本身的實際情況,從事適當的禮儀實踐。舉例來說,關于祭奠家族祖先的“祠堂”,《家禮》指出:

 

古之廟制不見于經,且今士庶人之賤,亦個人空間有所不得為者,故特以祠堂名之,而舞蹈教室其軌制亦多用俗禮。(《家禮》第一《通禮·祠堂》)

 

也就是說,廟制在現代禮制中沒有明確的論述,但現在“士庶人”都可以制作“祠堂”以代之,便于祭奠祖先。別的,關于神主(又稱“牌位”)的書寫樣式,可以寫上“宋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之第幾神主”,假如沒有“官封”的話,也可省略,僅以“生時所稱”為號(《家禮》第四《喪禮·題木主》)。要之,這些很是具體的禮節規范,說明不論是士人還是庶人都能實行與其成分相應的禮儀,這就反應出朱子《家禮》制訂的禮儀規范是非常靈活的。

 

在現代中國,禮儀被認定是只要特權階層才幹遵照并享用的,《禮記·曲禮篇》“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年夜夫”一語表白了“禮”的階舞蹈場地層性。由此,禮儀規范的制訂便將普通百姓剔除在外。但朱熹《家禮》并沒有設定這種階層差別。從官方角度看,宋王朝繼承了傳統的國家禮制,在禮儀實踐上還堅持著諸多階層性的規定。但是《家禮》卻與這種國家層面的禮制分歧,倡導了超出階層的士庶社會都能通用的新禮制。這種禮學構思可以說是“儀禮的開放”,也充足反應了朱子學“圣交流人可學而至”的同等主義人道觀。而當《家禮》傳進東亞地區之后,得以在當地廣泛普及,其最基礎緣由也正在于《家禮》的廣泛性和開放性。

 

第三,《家禮》的廣泛影響。如上所述,《家禮》一書超越了中國的地區范圍,還對朝鮮、japan(日本)、越南、琉球等東亞地區產生了主要影響,構成了東亞地區的一種文明現象。有關《家禮》的注釋、解說的書籍在東亞地區層出不窮,奉行《家禮》禮儀的案例也不勝枚舉,足以證明《家禮》具有廣泛的傳染感動力。從歷史上看,在東亞地區,朱子《家禮》的影響力其實并不亞于《四書章句集注》,因為《四書集注》畢竟是一種經典知識,而《家禮》更是一種生涯知識,與人們的日常生涯、行為方法有著更為親密的關聯。至于《家禮》在東亞地區的社會影響以及文本流傳的具體情況,另有待于今后的深刻研討。

 

五、本匯編的內容、編輯方針等

 

1.內容與編輯方針

 

本匯編收錄了東亞國家頂用漢文撰寫的有關《家禮》的重要作品。其內容如下:フォームの始まり

 

系列一: 中國《家禮》文獻

1. (宋)朱熹撰,(宋)楊復附注,吾妻重二匯校《家禮》

2. (宋)朱熹撰,(宋)楊復、劉垓孫注《纂圖集注文公眾禮》

3. (元)鄭舞蹈教室濤《浦江鄭氏家范》

4. (明)胡廣等《性理年夜全書・家禮》

5. (明)馮善《家禮集說》

6. (明)丘濬《文公眾禮儀節》

7. (明)朱廷立《家禮節要》

8. (明)宋纁《四禮初稿》

9. (明)呂維祺《四禮約言》

10. (清)孫奇逢《家禮酌》

11. (清)張汝誠《家禮會通》

12. (清)武先慎《家禮集議》

13. (清)索寧安《滿洲四禮集》

 

系列二: japan(日本)《家禮》文獻

1. 林鵝峰《泣血余滴》

2. 林鵝峰《祭祀私儀》

3. 小宅處齋《慎終日録·威公》

4. 中村惕齋《慎終疏節 追遠疏節》

5. 中村惕齋《慎終疏節通考 追遠疏節通考》

6. 中村惕齋《親尊舞蹈場地服義》

7. 新井白石《家禮儀節考》

8. 室鳩巢《文公眾禮通考》

9. 三宅尚齋《朱子家禮筆記》

10. 三宅尚齋《神主題名式》

11. 三宅尚齋《怙恃之喪止于三年說》

12. 加藤九皋《喪禮略私注》

13. 荻生徂來《葬禮考》

14. 荻生徂來《祭禮略記》

15. 中井甃庵《喪祭私說 幽人師長教師服忌圖附》

16. 天木時中《祠堂制并祭四世說》

17. 蟹養齋《家禮改圖》

18. 中村習齋《家禮通考》

19. 中村習齋《家禮新圖》

20. 中井履軒《深衣圖解》

21. 津阪東陽《祠堂考》

22. 豬飼敬所《文公眾禮儀節正誤》

23. 松崎慊堂《神主制》

24. 小出永安校點家教《新刻性理年夜全·家禮》

25. 淺見絅齋校點《家禮》

 

系列三: 朝鮮《家禮》文獻

1. 李滉《退溪師長教師喪祭禮答問》

2. 曹好益《家禮考證》

3. 金長生《家禮輯覽》

4. 李縡《四禮便覽》

5. 鄭重器《家禮輯要》

6. 樸圣源《禮疑類輯》

7. 丁若鏞《四禮家式》

 

私密空間列四: 越南《家禮》文獻

1. 陶胡公、陶宜齋、范甫《三禮輯要》

2. 裴秀嶺《四禮略集》

3. 杜輝琬《文公眾禮存真》

4. 佚名《家禮略編》

 

文獻的排序是中國、j交流apan(日本)、朝鮮、越南,基礎上依照著者生年先后擺列。不過,japan(日本)的聚會場地《家禮》文獻中的第二十四和第二十五并非著作,而是和刻本文本,是以將此兩部放在該系列的末尾。

 

雖然這些作品的數量已經相當可觀,但并不是所有的,還有許多其他相關著作。由于本匯編旨在向中文學界供給《家禮》文本,是以我們只選擇了漢文著作,但實際上還有許多以日語、字喃、韓語等書寫的《家禮》文獻。例如,越南的《壽梅家禮》是越南最廣泛應用的《家禮》文獻,現在還能在書店買到其越南語譯本,但此中多用喃字,所以在此不得不舍棄。

 

2.編集經過

 

本匯編的收拾出書最後是由復旦年夜學吳震傳授提議的。筆者自二〇一〇年以來出書的《家禮文獻集成·japan(日本)篇》(關西年夜學出書部)系列惹起了吳震傳授的關注。此后,吳震傳授投進東亞儒學研討領域,開始關注東亞地區朱子《家禮》文獻的收拾任務。

 

隨后,吳震傳授于二〇一七年蒲月申請到上海市教導委員會科研創新計劃的嚴重項目資助,題為“東亞地區《朱子家禮》文獻收拾及其思惟研討”。同年十月十三日,由吳震傳授掌管,在復旦年夜學哲學學院舉行了該項目標“課題論證會”。其時,韓國延世年夜學的張東宇傳授作為朝鮮《家禮》文獻收拾的負責人,筆者作為j共享空間apan(日本)和越南《家禮》文獻收拾的負責人,一路參加了會議,并制訂了具體的計劃。張東宇傳授是韓國《家禮》研討的領軍人物,2009年11月,筆者在韓國安東市的韓國國學研討院掌管國際研討會“朱子《家禮》與東亞的文明交涉”時,張東宇傳授也參加了會議,并作了報告。自那時起,張東宇傳授一向積極參與《家禮》文獻的研討任務。別的,在上述“課題論證會”中,關西年夜學博士生佐藤瑞淵密斯也列席了會議。

 

2019年2月,吳震傳授、杭州師范年夜學申緒璐師長教師、佐藤瑞淵密斯和筆者一行四人訪問越南河內的漢喃研討院,調查越南《家禮》文獻,留下了美妙的回憶。我們在漢喃研討院獲得了院長阮俊強傳授和研討員丁克順傳授的鼎力支撐,他們幫助查閱和復制了不少資料。

 

此后,我們積極展開標點息爭題任務,尤其是在標點方面,獲得了許多年輕研討者的協助。在這個過程中,由于新冠疫情的影響,這項任務一度有所停頓,但最終能夠以現在的面孔出書結果,實在是一年夜幸事。在此,筆者代表編委由衷感謝一切相關人員。同時我們也盼望本匯編的出書能夠展現《家禮》一書的當代意義,并進一個步驟推動東亞地區的《家禮》研討。

 

吾妻重二

二〇二三年十月十五日于年夜阪

 

【后記】

 

中國傳統文明是禮樂文明,“禮”構成了中華文明的基礎,是以,禮學研討也就是文明研討。禮學研討的領域很是廣泛,基礎觸及禮義思惟和禮儀軌制兩個層面,而就軌制層面看,瑜伽場地又觸及國家禮制和社會禮制兩個方面。唐宋之前,禮制重要體現為國家典章軌制,其典范之作就是《年夜唐開元禮》(一百五十卷)。及至北宋,由于百姓社會的興起,國家制訂禮儀之際,也開始關注“士庶”階層的禮儀問題,如《政和五禮新儀》(二百二十卷)。

 

但是作為一部真正的向社會一切成員開放的家庭禮儀模板,則無疑是十二世紀朱熹撰述的《家禮》,后世又稱“朱子家禮”。普通而言,《家禮》重要對“冠婚喪祭”的行為方法作了具體規定,在這些具體的禮儀規范中,重要體現了儒家禮義的思惟和精力,是以,隨著《家禮》的推廣,儒家禮學得以在社會上真正落實為一種行為方法,并對宋元明清的傳統中國社會產生了持續的深遠影響。

 

另一方面,令人共享空間稱奇的一個歷史文明現象是,《家禮》不僅在傳統中國,並且在李舞蹈教室氏朝鮮、江戶japan(日本)、黎朝越南以及琉球等東亞地區居然也廣受關注,各種翻刻本、注疏本、解說本以及研討性著作層出不窮,匯成了《家禮》文獻的汪洋年夜海,可謂是東亞文明史上的一個奇觀。近年來,隨著禮學研討的周全興起(可以參見楊華等著《中國禮學研討概覽》,武漢年夜學出書社二〇二一年;湯勤福主編《中華禮制變遷史》,中華書局二〇二二年),《家禮》研討也在不斷拓展,正逐漸構成東亞“家禮學”這一研討新領域(參見吳震、郭曉東主編《視域交匯中的經學與家禮學》,上海古籍出書社二〇二二年)。

 

本《匯編》的緣起,吾妻重二傳授在“總序”中已有說明,這里僅作幾點補充以及作為主編而應當表達的感謝詞。我之所以在二〇一七年,以“東亞地區《朱子家禮》文獻收拾及其思惟研討”為題,申請上海市教委科研創新計劃嚴重項目,其因在于當時我的研討瑜伽教室興趣發生了一些轉移,即從中國傳統儒學轉向東亞地區的儒學思惟,這些研討結果后集為《東亞儒學問題新探》(北京年夜學出書社二〇一八年)一書出書。在研討過程中,我同時也留意到東亞《家禮》的現象,特別是吾妻重二傳授的japan(日本)《家禮》研討,后經其介紹,又結識了韓國《家禮》研討專家張東宇傳授,漸漸地就構成了上述研討計劃的設想。

 

但是必須坦率的是,我只是該項目標組織者和實施者,而并非《家禮》研討的“專家”,這是因為我個人的研討興趣始終只能逗留在思惟層面而無法進進軌制層面。在思惟研討方面,我們課題組在二〇一九年舉辦了一場“東亞禮學與經學國際研討會”,邀請到海內外禮學研討的一流專家,這里略舉人名,掛一漏萬,還請諒解。例如:japan(日本)關西年夜學吾妻重二傳授、韓國延世年夜學張東宇傳授、american伊利諾伊州立年夜學周啟榮傳授、武漢年夜學楊華傳授、上海師范年夜學湯勤福傳授、中國歷史研討院梁滿倉傳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吳麗娛傳授、北京年夜學吳飛傳授、臺灣年夜學葉國良傳授、臺灣年夜學田世平易近傳授、臺北年夜學何淑宜傳授、復旦年夜學何俊傳授和郭曉東傳授、越南漢喃研討院武越鵬私密空間博士,等等。會議結果即下面提到的《視域交匯中的經學與家禮學》一書,該項結果也就是本課題“東亞地區《朱子家禮》文獻收拾與思惟研討”的后半部門“思惟研討”。至于前半部門的“文獻收拾”,我要向吾妻重二傳授和張東宇傳授表達衷心感謝!因為他們兩位才是japan(日本)《家禮》、韓國《家禮》以及越南《家禮》文獻匯編的元勳。

 

需求說明的是,韓國《家禮》的文獻浩如煙海,張東宇傳授最後推薦的共有十四部家教聚會場地可是在編輯過程中,我們發現這部門的字數遠遠超過了中國宋元明清《家禮》文獻和江戶japan(日本)《家禮》文獻的重量,為求字數的總體均衡,不得已僅收錄了七部韓國《家禮》文獻,即使這般,其一百七十多萬字的重量也超過了中國和japan(日本)。由此可見,不論是中國、japan(日本)還是韓國,其實我們所選的《家禮》文獻只具代表性而遠小樹屋非全貌,這是必須向讀者說明的。

 

中國宋元明清《家禮》部門,則是由湖南年夜學岳麓書院殷慧傳授、杭州師范年夜學姚永輝傳授和張天杰傳授、安徽年夜學徐道彬傳授、安陽師講座場地范學院王志躍傳授、肇慶學院趙克生傳授等特別挑選的,此后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副編審呂振宇博士、上海博物館魏小虎副研討館員也參與了這項任務。越南《家禮》部門則多蒙越南漢喃研討院院私密空間長阮俊強傳授和丁克順傳授的協助。在此我謹向以上列位學者表現衷心感謝!此外,還必須感謝的有:參與《家禮》“解題”撰寫的列位中、日、韓三國學者,以及擔當翻譯和聯絡任務的韓國忠北年夜學校的徐年夜源傳授以及林海順傳授、佐藤瑞淵博士、榧木亨博士、董伊莎博士、申緒璐副傳授,還有復旦年夜學哲學學院博士生邢萬里、郭建中等一切參與標點收拾的碩士生和博士生。

 

最后還要感謝清華年夜學國學院院長、復旦年夜學上海儒學院院長陳來傳授,本項目一向以來獲得了上海儒學院的支撐。感謝上海古籍出書社呂健社長、劉海濱主任的關心和支撐,特別要感謝楊立軍編輯及其同仁認真負責的任務。

 

吳震

二〇二三年十月十五日

 

責任編輯:近復